编者按：

图像在当代视觉文化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叙事的功能，而叙事本身意味着一种“建构”。“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是山东艺术学院2019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021年9月，沂蒙精神作为第一批伟大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最终凝练形成“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新时期沂蒙精神。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呈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与图式表达，在艺术创作中的探索与创造性转化展现了新中国美术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审美塑造。文化小康是小康社会建设的精神砥石与发展引擎，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对美的需求，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精品力作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图像叙事的效果远远超过我们的社会预期，研究“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用主旋律的文化服务大众，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艺术研究院院长沈颖

沂蒙精神在齐鲁文化“走出去”中的对外传播研究

文/叶霞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群体意识,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临沂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2013年11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沂蒙精神从地域上看是以沂蒙山地区为标志的区域文化,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属于儒家文化, 是根植于自身文化自信、彰显齐鲁文化并与外来文化融合形成的红色文化内核。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精神内核——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代表, 齐鲁文化“走出去”是在中华文化自立、自强、自信基础上实施的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 研究沂蒙精神在齐鲁文化“走出去”中的对外传播, 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沂蒙精神以及齐鲁文化的传播情况

（一）对沂蒙精神的传播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对沂蒙精神研究的相关成果, 主要集中在探讨沂蒙精神的内涵、表现形式和传播形式三个方面。

在沂蒙精神的生成、发展与内涵建设方面, 韩延明在《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史分期摭探》一文中, 全面梳理了沂蒙文化的缘起和兴衰——从史前沂蒙文化的孕育到春秋时期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共进, 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辉煌和唐宋金元时期的弱化, 继而是明清时期的复兴与近现代的崛起和升华。贾圆鑫、刘友田在《沂蒙精神的思想内涵、基本特征与新时代价值》中为我们剖析了沂蒙精神的内涵、特征与价值;何中华的《沂蒙精神及其当代价值》让我们看到沂蒙精神深邃的当代意义;杨晋娟的《新时期沂蒙文化品牌塑造中的沂蒙精神特质研究》通过对沂蒙精神中的“务实”与“创新”两个特质, 阐述沂蒙区域品牌企业创业精神, 赋予沂蒙精神现实动力。

在沂蒙精神的表现形式上, 以刘玉堂、王兆军、苗长水为代表的沂蒙文学作家群, 从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的视角挖掘沂蒙精神内涵, 创作出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如刘玉堂的“钓鱼台系列小说”、《沂蒙九章》和苗长水小说等文学作品, 表现了沂蒙大地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也有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以沂蒙地区作家群为研究对象, 通过他们的作品中探寻沂蒙精神下的区域文化创作特色。如齐鲁书社出版的研究沂蒙文化与沂蒙文学的专著《沂蒙文化与现代沂蒙文学》, 全面宏观地对沂蒙地区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详细解读。2009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沂蒙》和电影《沂蒙六姐妹》, 用影像的形式再现了战争时期的沂蒙精神, 重温历史的同时以沂蒙革命精神鼓舞新时期的人民。由李锐云、李广宗、王印泉抗战时期投身革命的老音乐工作者创作的《沂蒙山小调》, 与《茉莉花》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中国优秀民歌, 蜚声海内外, “沂蒙山区好风光”也逐步深入人心, 成为沂蒙大地的主题形象。

在沂蒙精神的传播形式上, 除了针对沂蒙精神内涵进行挖掘和颂扬, 还从传播学视角研究沂蒙精神的传播方式和效果。魏本权《沂蒙精神的生产与传播:以〈红嫂〉文本为中心》通过红嫂形象解读红嫂精神的生成机制和传播模式, 以具体鲜活的形象对文本进行传播, 对传承和弘扬沂蒙精神起到重要作用。于晓风的《场域视野下的革命文化——以沂蒙精神的跨场域传播为例》, 提供了场域视野下审视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将沂蒙精神的传播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社会场域转到文化场域, 实现了沂蒙精神的跨场域传播, 为新时期沂蒙精神的传播提供了全媒体方式。

（二）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情况分析

齐鲁文化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在中国甚至世界都具有广泛影响力。当下, 齐鲁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文化相关产业、有形物质产品、艺术创意创造三种方式。

王巨新的《推动齐鲁文化走向世界》指出2001—2006年山东文化贸易赤字问题, 分析这一问题带来的文化壁垒, 强调齐鲁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 同时梳理了齐鲁文化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 指出在中华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下, 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这为齐鲁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机遇。刘芳会的《构建国际交流大平台推进齐鲁文化“走出去”》从社会企业发展的角度, 阐述利用贸易促进会搭建对外交流平台的可操作性与交流效果, 认为开创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交流模式不仅是单纯的商业行为, 还是利用文化产品促进文化“走出去”可行性路径。对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情况总结较为全面的是彭耀光2016年发表的《大力推动齐鲁文化“走出去”》, 该文通过分析政府和民间的多种举措指出齐鲁文化“走出去”中的不足, 并提出相应对策, 为进一步实施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参考。还有一些学者从孔子文化出发, 着眼研究以孔子文化品牌带动齐鲁文化“走出去”。如吴霁霁的博士论文《“孔子文化走向世界”问题研究》, 从孔子文化的地域性与世界性视角, 探索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初步实践和孔子文化的海外传播经验。

以上这些较为成功的经验和策略值得我们借鉴。孔子文化是齐鲁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推动齐鲁文化全面深入“走出去”战略也吻合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背景。但梳理相关文献时我们发现, 对沂蒙精神和齐鲁文化内涵、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偏多, 而对其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不多。因此, 本文以齐鲁文化中的沂蒙精神为抓手, 以沂蒙精神的叙事化为传播点, 探讨如何推动齐鲁文化“走出去”, 实现全方位互动活态传播。

二、沂蒙精神具备叙事化传播特点

文化传播最有效的载体就是故事, 古希腊神话故事让我们了解希腊文化中的神性, 安徒生童话让丹麦成为家喻户晓的地方, 电影《孔子》让我们了解孔子与儒家文化。好的故事不仅具有地域性, 还具有世界性。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非常注重文化输出, 它们传播文化的主要方式就是讲故事。沂蒙文化具有极强的叙事化, 在这片沂蒙大地上发生过很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故事, 为沂蒙精神叙事化传播打下了创作基础。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存在于任何事物, 包括文学作品、绘画、电影、广告甚至日常对话中, 但事实上, 叙事学的研究还局限于小说、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叙事和讲故事, 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在艺术创作中, 叙事注重过程和细节, 追求表达方式和表现技巧, 而讲故事则侧重表述大众化和易识性。随着认知和评价环境的敞开, 近年来对叙事学的研究在各个领域相应展开。从沂蒙精神传播角度来看, 沂蒙文化具备好的故事, 拥有叙事表达的精神内核。我们以“沂蒙六姐妹”故事为例, 分析同一故事在不同时期的叙事化传播。

沂蒙六姐妹有着不同的性格和行为处事方式。抗战时期是沂蒙精神的生成阶段, 勇于斗争、甘愿牺牲的奉献精神是主要传播点, 因此, 在沂蒙精神的叙事化传播上就要将张月芬和王兰花作为主角, 她们所具备的精神成为这一时期鼓舞人民斗志的亮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是沂蒙精神的升华阶段, 积极乐观、艰苦奋斗是当时人民在衣食短缺、物质紧张条件下最需弘扬的精神亮点, 因此在叙事化传播上, 李春英、小鹤所具备的品质正好符合这个时代要求。改革开放后是沂蒙精神的延展阶段,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物质比较富足, 六姐妹身上依然保留着艰苦朴素的品质。如2009年拍摄的电影《战争中的女人——沂蒙六姐妹》就深刻展示了当时很多人容易遗失的这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精神文化传播中存在一些陋习, 如刻意追求叙事感官化、情绪化和庸俗化, 简单直白地将情感粗暴地强加于受众, 导致叙事化传播形成程式化现象。然而, 这种弊病并不能否定叙事化传播的交互性优势。在新媒体时代, 沂蒙精神必须以丰富的叙事形式应对时代挑战, 以适应新媒体时代表达形式的需求。

三、齐鲁文化“走出去”需要事实传播

毋庸置疑,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涌现的“沂蒙六姐妹”“沂蒙红嫂”“沂蒙母亲”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 为沂蒙精神叙事化传播打下了基础, 为传播革命思想、树立沂蒙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 使沂蒙革命根据地得以稳固发展, 沂蒙地区成为山东乃至全国政治、军事、文化和教育最繁荣、最有生命力的地区之一。各种报刊纷纷报道沂蒙故事, 艺术工作者也通过歌曲、戏剧、快板、诗歌、传单和标语等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沂蒙故事, 弘扬沂蒙精神, 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提供了精神动力。

2017年赵迎芳的《讲好中国故事, 推动齐鲁文化“走出去”》提出, 将齐鲁文化置于国家整体文化框架下, 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倡议, 将齐鲁文化“走出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山东省一直以孔子文化为抓手推动儒家思想的世界传播, 但由于孔子学院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使其传播受限, 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其视为一种外来文化入侵而采取谨慎、拒绝的态度。反观美、日、韩等国, 在文化推广战略上实施的都是市场主导+政府推动模式。如好莱坞以影视为载体, 向全球传播美国文化, 这种将文化内涵赋予大众产品的传播模式堪称润物细无声的典范。

齐鲁文化在对外传播中一直主打孔子牌, 而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正是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是一种包容万象的思想。此外, 齐鲁大地还有墨家学说等多种文化资源, 可以将它们整合起来形成品牌效应, 建立文化圈、文化带, 在文化产品、文化旅游、文化研学带动下开展深入合作。文化传播不是物质贴合, 而是一种酶化效应, 在这个化学过程中, 大量事实叙述最具说服力。山东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该通过深度挖掘文化中贴近人民的故事, 以故事深入民间的路径, 积极讲好齐鲁故事, 推动齐鲁文化“走出去”。

四、沂蒙精神在齐鲁文化“走出去”中的新路径

沂蒙精神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由于人们对沂蒙精神的感受存在客观差异性, 因此沂蒙精神在对外传播中要针对不同生活背景、文化构成以及社会环境有针对性地探索可行的传播路径。

（一）传播内容:从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精神转化为新时代的开拓进取精神

沂蒙精神在抗战时期鼓舞山东乃至全国人民不怕牺牲、勇于奉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时期激励人民艰苦奋斗、任劳任怨, 在新时代引领人民创新奋斗、开拓进取。因此, 沂蒙精神传播要把握齐鲁文化鲜明的统一性主题, 整合齐鲁文化中的各种优秀资源, 丰富齐鲁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内容, 用沂蒙精神去夯实齐鲁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二）辅助建设:软硬件结合, 加强对沂蒙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沂蒙精神传播要结合区域文化历史资源与自然环境, 将精神层面的财富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要加强齐鲁革命遗址的保护与建设, 开发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吸引周边区域更多的人走进齐鲁文化, 让其在参观学习中把齐鲁文化“带出去”, 破除“礼闻来学, 不闻往教”的传统心态;要树立积极主动的文化传播理念, 提升齐鲁文化认知度, 扩大齐鲁文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 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传播的支持力度, 为打造齐鲁文化品牌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传播形式:以全媒体传播通道打破单一文字传播的僵局

传播内容影响传播效果, 传播形式决定传播效果。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拉斯韦尔模式”, 将传播活动分为五个环节——传者、受众、信息、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 任何一个环节存在缺陷都会对传播效果造成影响。齐鲁文化传播基于既定的传播内容和目标受众, 需要不断升级传播形式。每一位齐鲁子孙都应当主动承担对外传播责任, 借助多种科技手段, 多角度、多形式传播齐鲁文化, 构建齐鲁文化传播新平台。

|文章来源：出版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