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地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一过程也是沂蒙妇女解放和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过程。最初，在沂蒙地区，广大妇女并无自主权利，且深受“三从四德”等陈腐观念的束缚，社会地位较低。随着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传统伦理思想不断受到冲击，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意识到为了促进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就必须要推动妇女这支革命后备军的解放。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解放妇女，沂蒙地区的妇女也积极跟随党的领导和指挥，成为八路军强有力的坚强后盾。沂蒙妇女的解放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解放，党开始从法律上积极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为我国女性进一步追求自由平等奠定了基础。

　　废止缠足

　　解放沂蒙妇女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就长期忍受缠足对心理和身体上的摧残，加之妇女还要从事极其繁重的生产劳动，缠足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全面抗战爆发后，裹足妇女的行动不便给她们的生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沂蒙地区的妇女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废止缠足便成了解放沂蒙妇女的第一步。

　　1943年，山东省颁布了《关于开展妇女放足运动的指示》，轰轰烈烈的放足运动就此开始。一开始很多妇女并不愿意配合，已经裹好的脚重新放开无疑是二次伤害，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妇女们抱怨放足让自己的腿又肿又痛。因此，很多妇女在前来宣传检查的放足员离开后便偷偷把脚又裹起来，如此，放足活动一开始的进展并不理想。在沂蒙地区进行宣传的党员干部立刻和各地放足员取得联系，一起制定合理的方法。最后，放足员一边在各地传唱赞颂放足的歌谣，一边以身作则，带头放足。放足指示中还明确规定了自愿放足的妇女可以得到经济方面的奖励。最后，沂蒙地区的放足运动卓有成效，数以万计的妇女解放了自己的身体，从封建陋习中走了出来。

　　裹足侧面反映出妇女的社会地位不高，没有独立的社会权利，废止缠足使妇女不仅得到了生理上的解放，还得到了心理上的解放，她们有更充足的自信和精力去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为我国的解放与妇女解放运动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解放婚姻

　　使妇女获得自由婚配的权利

　　在解放思想并未传入的沂蒙山区，妇女并无自由婚配的权利，只能遵从父母的安排，甚至要接受买卖婚姻的摧残。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婚姻几乎为零，而离婚和改嫁又不能被旧社会的陈腐思想所接受，当地妇女饱受摧残。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着手解决当地妇女的婚姻问题，颁布了许多条例。

　　1945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颁布了《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必须贯彻实施一夫一妻制，并明确指出重婚、买卖婚姻都是违法行为。同时严格规定了必须适龄结婚、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年龄才允许结婚，比如女子必须满17周岁，男子必须满18周岁，这样可以避免童养媳等陋习的延续。条例同时也明确了嫁娶必须遵从男女双方的意愿，不受外人干涉，这就说明，妇女有了自主抉择结婚与离婚的权利。

　　经过党组织的大力宣传，自由婚姻得到推广，人们的观念悄悄发生改变，沂蒙妇女逐渐认为妇女与男子是处在平等地位上的，并且妇女开始主动向当地党员干部反映婚姻中的不公与问题。据统计，1948年，在沂南县仅30天不到的时间里，就有妇女向干部们反映家暴事件共18起，当地干部解决因婚姻不和想要离婚的事件共183起。

　　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沂蒙地区推行的法规和条例、各地干部积极的响应和推广，当地的婚姻陋习得到极大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受到了沂蒙妇女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响应，于是有更大的热忱去参加民族解放斗争。

　　保障妇女的经济权

　　经济地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较为落后的地区，妇女没有经济自主的权利，只能依附于男子，没有独立的经济权，这就更加导致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不如男子。因此，中国共产党希望广大沂蒙妇女走出家庭，不应该一直被家务劳动和生育下一代所束缚，鼓励她们进入社会，从事生产劳动。

　　1946年颁布的《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明确指出，男女都有同样的权利继承土地，女子对于自己的土地可以任意地使用。同时山东党组织也颁布了其他条例，规定妇女有和男子一样继承财产的权利，享有继承权，并强调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和男子的所得报酬相同。对于怀孕的妇女，更是给予了更多帮助。沂蒙当地党组织颁发了相关文件，规定怀孕妇女享有经济和物质上的优待，给怀孕妇女送去了白糖、鸡蛋等福利，并在各地建设育婴院，解决战时妇女抚养孩子的困难。经济的独立使得女性逐渐拥有了独立的人格，不再依赖男性而存在，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推行教育

　　培养妇女干部开办识字班

　　沂蒙农村的教育十分落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努力发动群众共同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党组织也意识到，要想在沂蒙地区更好地开展工作，就必须培养当地优秀的妇女干部并且提高当地妇女群众的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解放妇女的阻力。

　　在培养妇女干部方面，山东党组织在沂蒙各地设立了妇女干部学校，组织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妇女进行集中学习，这些妇女经过学习后，成为当地解放妇女活动中的中流砥柱。对于广大基层妇女，则主要通过开办识字班这一方法进行普及教育。在对妇女进行教育时，不仅传授基础的文化知识，更传授拥军爱党的理念，鼓励妇女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积极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

　　培养妇女干部不仅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还体现了妇女政治权利的逐渐扩大；通过对妇女进行初级简单的文化教育，给沂蒙当地妇女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提高了她们的思想文化觉悟，为战争的胜利培养了一支强大的后方部队。

　　沂蒙妇女的主要贡献

　　拥军支前 鼓舞士气

　　在抗日战争战火最为激烈的时候，沂蒙山区是山东主要武装力量的所在地，因此，为了战胜敌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妇女积极主动地支援前线，参加敌后救援工作，甚至直接参军，留下许多光辉英勇的事迹。

　　沂蒙妇女积极参加后勤工作，比如主动救治伤病员、帮助红军战士传递消息以及帮助战士们撤退转移等。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沂蒙地区的医护人员数量十分有限，医护水平低下，伤病员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在沂南县伤病员较多的村落，当地妇女主动承担起照顾伤员的工作。参与妇女识字班的女性自发组织起来，分成人数相同的小组来照顾伤员，使大量的伤员得以重返前线。同时，沂南县也建有专门救助红军战士的医院，如果没有当地妇女的鼎力相助，医院则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大众日报》于1939年在沂水县云头峪村创刊，将战争的实时情况及时印刷出来传达给各地军民，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同年秋，日本侵略者对云头峪村进行大“扫荡”，想将报社彻底摧毁。报社员工立刻进行撤退转移，并将一些不便搬运的资料藏在当地村民家中。在日本侵略者闯入村民家中询问报社及领导人员的下落时，当地妇女陈忠芳，坚决不说出报社物资及八路军战士们的下落。凭借着她与敌军的斗智斗勇，报社并未得到实质性损失，报纸依旧能够送到心系战事的军民手中。不仅是陈忠芳，其他沂蒙妇女也经常为八路军战士掩藏文件、背包、行李等物品。沂南县的妇女救助会会长刘玉梅，1943年打入伪警察所，在套取情报的同时努力地向敌人进行政治宣传，瓦解敌人。1944年3月，伪警察所的所长带领30多名伪军向我方投降。在山东沂蒙的解放斗争中，妇女们开始走出家庭，投身斗争，不仅对自身，更对战争形势，产生了积极有利的影响。她们在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不怕牺牲、传递信息、保存物料，给予敌人重大打击，鼓舞了我方士气。

　　战争时期的物资十分紧缺，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体现了各级人民积极支前的盛况。沂蒙各地的妇救会会长多由参加过妇女识字班、具有较高思想水平的妇女担任。她们积极参加拥军支前工作，组织妇女烙煎饼、做军衣、缝军鞋等，并且组织妇女捐油捐粮慰问战士，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沂蒙妇女拥军支前的例子数不胜数，蒙阴县村民张松佳、谢德甫、张新民、吴金凤四位大娘在1940年为八路军第四游击支队提供大量煎饼，同年秋天发动本村妇女连夜赶制军鞋500双；1943年秋天，郯城县村民孙桂英收获粮食2600斤，棉花500斤，她几乎全部捐给了前线战士，1943年至1945年，孙桂英发动全村妇女，制作军鞋1000多双；沂源县村民张士功，1940年带领全村妇女缝制军衣5000多套；沂源县儒林庄村民杜润英共带领全村妇女缝制军鞋1500多双，为支援前线，两年内共磨面推米2万多斤……不胜枚举。沂蒙妇女积极拥军支前，使得物资匮乏的情况得到缓解，为民族解放贡献了力量。

　　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党群同心，军民情深，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取得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当时很多沂蒙妇女已经在识字班接受了初步教育，学习领悟了爱国主义精神，明白想要不被压迫就要组织起来反抗侵略者，于是她们十分积极的动员丈夫、儿子以及亲戚朋友参军。“朝阳官庄彭大娘，拥军工作做的强，母送子来妻送郎，彭大娘四儿一女上前方。”这首民谣在山东群众中广泛传唱，是沂蒙妇女踊跃拥军支前的缩影。据统计，蒙阴县村民彭大娘共动员参军360余人，被表彰为“动参模范”的称号；沂水县吴坡村村民刘贞先动员自家兄弟参军，后动员本村村民，先后共动员76人参军；沂水县西大埠村村民刘敦兴，仅在1938年就动员了2000多名妇女参加抗日运动；沂源县村民李翠华共动员35名青年参军。

　　为了国家安危，沂蒙妇女将亲人送上前线，自己也在后方进行支援，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觉悟令人钦佩。战争期间，一众沂蒙妇女鼓足干劲拥军支前，她们做军鞋、做军衣、送情报，走在抗战救亡的前方，人们亲切地称她们为“拥军大嫂”或“拥军大娘”。1960年，著名作家刘知侠以沂蒙妇女明德英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红嫂》，后被改为京剧和舞台剧广泛传播，后来这些勤劳勇敢、爱民护军的沂蒙妇女就被称为“红嫂”。

　　伦理视域下沂蒙妇女的影响

　　妇女的平等意识被唤醒

　　此前，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不能有效行使权利和参与社会管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下，沂蒙妇女成为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妇女逐渐获得男女平等权利，并在社会和家庭中得到解放。此外，沂蒙红嫂的活动对党的未来妇女政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起初，妇女对自己应得的权益缺乏了解，无法积极维护自身利益，社会地位很低。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妇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有所改善，受压迫妇女强烈要求男女平等。在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奉献力量的同时，妇女的平等意识被唤醒。妇女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们不仅要获得政治解放，还必须获得经济解放。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文化素养，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才能为自己的解放提供条件。

　　在沂蒙妇女解放的影响下，党的妇女解放工作开展得更加科学全面，《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中就明确规定女子和男子经济地位上平等，这些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此经验上，更加重视在法律上消除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我国的宪法、婚姻法、民法通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等法律中，都明确了男女平等的原则。比如在教育方面，由于战时妇女识字班颇有成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男女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促进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不只是提高了妇女的知识文化素养，同时也使妇女有机会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能够有更好的就业选择。

　　通过沂蒙妇女的成功解放，党的其他妇女政策的推行更加有保障和效率。沂蒙红嫂展现出了女性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红嫂精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沂蒙妇女传承战时红嫂精神，争做新时期红嫂，为祖国的建设和自身的进取，努力奋斗。

|文章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