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内含政治信仰和文化家园、政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以及作用发挥于“三大历史使命”全过程的精神穿透力。所有这些或决定这些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人民性或者人民至上。新时代，进一步发挥沂蒙精神的时代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因为，人民性抑或人民至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政治的先进性与合法性。就我们党而言，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领导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也都基于此。

第一，沂蒙精神以丰硕成果对人民性的重要性作出最生动诠释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所有精神载体都是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成果，这也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断的成因。我们党正是善于发挥人民群众的才智，同时激发和挖掘蕴涵其间的传略，才使沂蒙大地上产生出震古烁今的沂蒙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早期，这里的人民就行动起来。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就到沂蒙大地人民中间宣传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因此这里的人民早早地接受了先进思想理论，及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发展成为党领导革命的重要根据地。这里人民的革命热情与不怕牺牲精神，从积极向中央申请领导力量以争取更多革命成果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1938年4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将当时沂蒙大地上开展革命斗争的良好群众基础作了详尽汇报，并建议中央给予更多重视，以便将这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为此恳请中央增派干部到解放区以加强对山东抗战的领导。毛泽东同志采纳了这一建议，作出“派兵去山东”的战略决策。之后，中央分三批向山东派去200多名骨干，并将八路军主力115师移师山东。因为沂蒙大地革命基础扎实，中央把这块根据地建设放到更重要战略地位。刘少奇、徐向前、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过，115师司令部、中共山东分局、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东局、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山东省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将驻地放在了沂蒙山区。一段时期，这里被誉为“华东延安”。革命在这里轰轰烈烈展开，革命力量快速壮大，取得的成果越来越显著。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里的人民又一次走在革命斗争的前列。这个时期产生了沂蒙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全国先进典型厉家寨，把沂蒙人民的奋斗精神呈现得淋漓尽致。厉家寨所彰显的最大特点是艰苦奋斗，而这种精神在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中都有生动体现，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特质，甚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留给世界人民的突出印象也在于此。而支撑这种勤劳的文化成因，则涉及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脉——儒家文化。这个文化的建模者出在齐鲁，沂蒙人民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这里的人民再一次立身潮头，成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者”。临沂小商品市场孕育、发展、壮大，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这里的人民在沂蒙精神的支持下敢于和勇于超越自我。与安徽小岗村不同，沂蒙大地以小商品批发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与群众良性互动的结果。能够形成这种良性互动，就是保持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这种精神品质充斥于沂蒙精神自成的大系统之中，在任何阶段都会随时发挥出强大作用。

进入新时代，沂蒙大地上的人民继续走在创新创造的道路上。全国各地来到沂蒙山区参观见学的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第二，基于人民性的沂蒙精神一直在迎接挑战中成长

人民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党性，也是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落实到党内成员的行为准则或履行天职，则以核心价值观的方式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当我们将人民性与利益关系相结合并具体化后便会发现，革命时期和执政阶段，“人民”这一概念的属性、内涵和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和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而处于不断调整中，且深刻影响着社会利益分配关系乃至执政逻辑。从政治属性上解读可以维护人民性的要义，如果社会属性解读则人民中越来越突出公民社会的一般特征，进入利益分配过程后，后者更直接而具体。

实际上，党的路线走在正确轨道上还是出现偏差，也都反映在人民利益问题中。比如，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属于把握了问题本质后的科学判断。及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大决策。党的十九大依据新的形势任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变化调整都涉及到人民利益的分配问题，并且随政治观发展变化而更易。这个更易过程和产生的结果都清晰说明，党坚持人民性的政治本色永远不会变也不能变。

第三，在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找平衡点和突破口

革命和执政差异除了党的底色不变，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与核心价值不变，在许多方面都必须依照时代的发展而作调整和改变。中国共产党持续发展创新理论并应用于实践，最鲜明的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弄清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本质，也就找到了沂蒙精神穿透历史的成因；找到了“人民”具有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平衡点和突破口，也就找到了与时代相吻合的发展道路。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主要突出“人民”的政治属性，并且以阶级斗争和制度对抗为主要表现，这大致与那个阶段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相吻合。随着政治文明的演进和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加上一系列支撑中国大国道路的新思想新理念的提出，并广泛传播于世界，不管是话语系统中的“人民”还是制度运行中的“人民”，都越来越突出社会属性，这其间存在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是解决依靠谁或革命的主体力量该是哪个阶级的问题，即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了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农民阶级。在确立主体阶级后便把革命的道路作了符合实际的决定，其中，最突出鲜明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正是因为党从领导革命之始就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因此实现了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齿唇相依、鱼水情深的关系，这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管革命还是执政，党的核心在为民，这是性质宗旨决定的，也是执政规律使然。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革命时期存在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执政状态下同样有激发和培养民族优秀人文品质的责任。这方面的工作能否做好，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有序，同时也影响发展进步。有什么样的文化性格，就会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认识、对待国家社会和外部世界，就会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去改造或应对周围的世界，由此而来的便是成就一个什么样的个体与社会、国家与民族。从当下来看，沂蒙精神中富含的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党确立的奋斗目标相吻合，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教化的克己、忍耐、勤劳，特别是家国情怀与大一统观念，将这些人文品质与时代对接，一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民族进步。（沂蒙精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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